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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可君:余笑忠的诗歌写作:忖度未知的命运

余笑忠的诗歌写作:忖度未知的命运

夏可君

 

这是一个让人蒙羞的时代,而承认蒙羞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装睡的时代,而从长痛中醒来的人有福了;这个时代不会把把耳朵俯身倾听诗歌的,而还倾听着汉字与汉字细微撞击声音的诗人有福了。

从长痛中醒来的孤独者只会独酌独吞,因为所有的酒都是自酿的,因此诗歌是关乎命运的事情,现代汉语诗歌尤为如此,国家不幸诗家幸,因为只有诗人面对着命运,也最为被动地表达自己的命运,中国古代书法讲究一笔见性,那我们这个命运多舛的时代,诗人的语言就最为见性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将注定写着什么样的诗。每个人都活着自己的命,这“命”是唯一的不可让与的,是印记,无论有多少封记号,无论在额头还是心尖,“命”或许注定或许偶然,可惜却并没有多少人活出自己的命来,诗人则必须以记忆的方式重塑自己的命运,让个体的命运抵达绝对,当然这要通过语言。

但现代汉语是最为丧失了命运的语言,因为它不再是古代有着格律法度的韵文,而是受到混杂的翻译体与含糊的日常口语的多重侵袭,诗歌写作就面对着如此的困难:一方面是面对没有了命运的命运,即便有也是被人强加的;另一方面,是找到个体那个唯一的命运,但时代并没有给予个体足够的自由表达。显然这二者也是同一个问题,多少诗人在写作中还在借助于其他人的命运在虚拟自身的浮华,大多数翻译体写作都是如此,还有多少诗人看似直抒胸臆的口语写作,其实也是根本没有命运的粗燥表现,如何穿越语词的迷障还能够再次回到语言?在此个体的语言面容上辨认出自己的命运?

余笑忠的诗歌写作,最近十年的成熟作品,试图回答的就是这唯一的问题,如同他自己的一句诗所言:忖度未知的命运。

 

从哪里开始忖度这未知的命运?从我们身上被动之物的痕迹与印记上开始,就是从记忆,从乡音,从恍然一瞬的回眸开始,从那被忽视之物开始,从日常生活的错开与惊愕开始,但都保留一个孩子式的目光。一个孩子式的目光可以让我们看到命运最初的光芒:“最为重要的是新生儿头上的第一缕光线”——荷尔德林如是说。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被罗列,那些时间错开的时刻,都是日常平凡之物,但是需要一双好奇的观察目光,把一切悬挂在空中,一切都被时间抽空了,穿孔了,世界是支离与破碎的,事物其实丧失了它们的位置,或被消费所固化,被政治绑架的日常生活,其实在余笑忠的眼里,一个来自于乡村少年永远童稚的目光看来,事物是离散的,永远是新生的,有待于被重组,它们一直在摇晃不定,越是无关紧要,越是无所着落,越是启发命运的时刻:它们丧失了命运,因为它们有着被抛掷的被动性状态,只要它们苏醒,它们就可以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但它们自身当然不可能,它们只能通过一双诗意的目光才可能,不可能随性写作,不可能仅仅罗列日常之物,而是有一双超越的目光,有一个观照的态度——这是那些大词:因果,感怀,疼痛,恩典,或者就是诗的命运,带来一种超然的目光。

是的,如同这首诗《诗的命运》,即是从日常生活洗衣机里的钱币出发,诗人觉悟到:“一首诗,要么幸存于一声惊呼/要么,彻底无声无息”。语词要有着心有余悸的跳跃,诗歌是在余悸中发生的,是一种日常生活搅碎之后,嚼碎咀嚼之后的剩余物,但却有着最为闪耀的光芒。

因此,每一头猪都有最疼痛的一日,因为屠夫的暴力并不仅仅指向沉默的牺牲者,而且指向我们这些惊讶的儿童,余笑忠如此执着地余留着儿时的目光,不断挖掘儿时记忆的那些创伤,那些痛苦的时刻,当然这并非创伤文学,也非精神分析的创伤记忆,而是面对事物到来的那个时刻,世界并非安排就绪了,世界之物还会再次发生,但仅仅以余存的方式,以淡淡的末世之眼,并不夸张,并不审判,但这是世界最后的目光,无论事物多么卑琐,但是在诗意的瞬间断开与联想中,佛陀或者上帝的目光却垂直降临了,因此事物开始变形,当然,也有着反讽,即日常生活的即刻灾难让所有的拯救崩塌。

余笑忠对日常生活灾变的观察,异常细微,他的语句都基本上来自于自己所经历的日常事件,因此真切,不再以其他诗人的目光观察世界,他有着自己的日常观看的现象学,甚至有着一个古典音乐家的读谱方式:面对那些简约的音符,一个音乐家立刻会在脑海里回响起美妙的音符,但对于不懂的人,几乎是盲文,也许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的伤害浑然不觉,其实我们就是盲目的?盲目就是我们的命运?诗歌就发生在灾变打断日常节奏的时刻,但语词可以建构另一种连接,只是把损伤之物并置,把看起来不相干的历史书写,生命的元现象,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突然连接,写作的绝对性就建立起来了:命运就体现在这个瞬间连接的力度之中。

这个灾变的世界,在末日论者的目光中,在命运沮丧的悲观中,在无尽的回眸中,本来是以颓败,破碎,差错,伤心,无助,蒙羞,破败,等等为印记的,我们只能以无命运的爱去保护诗歌的无命运,最终让一直迟到的诗意之爱来保存我们的无助,余笑忠的诗歌就是在这多重错开与错失的“蒙羞”中展开。

“蒙羞”这个词并非仅仅是伦理的谦卑姿态,还是一个诗意的语言经验:蒙羞意味着经验的无意义,意味着经验的无法拯救,意味着万劫不复的命运,现代性的写作无非是拯救个体的命运,但蒙羞还是被强加的羞耻,但又无力去回避,只能默默承受。

因此,这是父辈的命运被传递到我们这一代身上,这也是为何笑忠反复写道自己辞世的父亲,一直保持自己孩子的目光,保持哀悼与回首,让朋友与敌人握手言欢,又有着想往与困惑,对被宰杀的惊恐,无命运的客服只能通过疼痛,是疼痛在关联,形成另一种节奏,这是再次激发语词的力量。

或者以“并不”来重复开启诗行,或者就是奇妙地以“敬”以此押着头韵,如同“一饮而尽”这首诗歌,笑忠的诗句具有绝句的古典向度,只是更为日常,如同白居易的平淡中见激烈,一个不断体会命运的人,乃是倾听语词每一次到来摩擦的人,如同倾听细微迷人的擦弦音,或者是跳弓带来的意外喜悦的节奏。

时代是缺少韵与律的,如果有着命运,那是赋予时代破碎的语言以绝对的尺度,即带来准确的韵律:没有好的语言与坏的语言,只有有无命运的语言,只有有无韵律的诗歌,即绝对准确的诗歌。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无命运写作,就在于过于顺着时代的欲望与诱惑了,而没有从诗歌语言本身的法度与节律上凝缩生命的气息。

抵达绝句的写作才可能有着命运的垂顾,诗歌仅仅借助于语词的力量,传达绝对的时间与空间,当然还要有着个体生命的情感。

我本来不打算引用笑忠的诗句就传达他语言的魅力的,但是最后我还是要让诗人自身出场,让他磁性的嗓音以言辞的颗粒传达命运的声音,这是他的《Jorg Demus独奏音乐会归来》:

我嚼着

摊放了一天变硬了的面包片

咀嚼的速度变慢了

这是午夜,大部分的灯

都已熄灭。还在亮着的

格外明亮,甚至耀眼,甚至

像一个死扛着的傻瓜

想想那些灯

受制于额定的功率

受制于电流、电压

受制于我们的手,一开就亮,一关就灭

即便同时亮起同时熄灭

这一盏,与另一盏

不会互为伴侣。那钨丝

需要纯粹的真空

在正常使用与即刻报废之间

没有阵痛。没有过渡期

没有婴儿期。没有垂危期

没有垂青。没有垂怜

它们不会想起

从前,摇曳的油灯

可以拧高灯芯,增其光明

 

为远去的巴赫、舒柏特,我给自己

斟上一杯酒,借远处

以及更远处,灯火之余光

——现代汉语的绝句写作在于打断语句的连续性,但是在自身打断中有着内在力量的加强,诗歌只能通过语言自身的灾变来倾听自身命运的声音,从手伸向开关,导致灯的亮与灭,到灯自身的同时亮同时灭,到这一盏,停顿后的另一盏,但不会互为伴侣,诗人说的当然并非灯,而是音乐闪耀的声响带来的节律,但不仅仅是物质的声音,还是纯粹概念的阵痛:在正常使用与即刻报废之间,瞬间的停顿打开了空虚。几个没有的重复,打断自身。

进入“垂危——垂青——垂怜”的三连音,带来跃动的美感,但并非耀眼的灯光,而是记忆中昏黄的油灯的陪伴,诗歌带着哀悼的叹息,才可能在蓦然回首中看到阑珊处为你守候的余光。这是命运的启示,只为你守候!

也许现代汉语只能在如此自身的打断中,即长痛中醒来:“垂危”——意味着汉语内在的危机,一直处于自身残剩的无所着落状态,场域地狱的边缘(如同鲁迅《野草》的写作启示的),这是面对汉语的过去;“垂青”——意味着汉语需要被命运眷顾,需要太独特的色晕才可能改变呼吸的气色,这是现代汉语换气的现在时态;“垂怜”——则要求汉语需要被未来的读者所怜悯,因为诗歌是蒙羞的,只有悲悯的末世论目光可以让短暂过渡年代的诗歌获得录鬼薄上的那种模糊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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